
徐
松
华
丽水市侨联顾问
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
西班牙中贸公司董事长
童年时光
徐松华,1948年出生在浙江丽水青田的港头村。这一生经历不少风雨,但爱国的心,从来没变过。
港头村在瓯江下游南岸,属于现在的温溪镇。老辈人说,瓯江的潮水到这停住,这儿又是青田跟温州交界的头一个村,所以叫“港头”。“港”字,既是停船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出远门闯荡的起点。几百年来,不少港头人出国谋生,这里成了青田最早的侨乡之一。改革开放之后,全村970多户,五千多口人里,有三千多人在国外,占了一大半。
我没出生,家里就遭了难。1943年,抗战紧要关头,父亲被拉去当兵。那时母亲正怀着二哥,家里日子更难了。爷爷本来是顶梁柱,自从1927年大伯出国没了音讯,他一直愁苦。父亲被抓走后,他还要还当年为大伯借的六十块大洋和利钱,身心交瘁。为了不拖累家里,他把家产分成两半,一半留给母亲和我们,另一半卖掉还债。他说"不能欠债",这是他最后的坚持。把事情都安排好后,爷爷就去世了。我虽然没见过他,但我相信,他是个明事理,有骨气的农民。
母亲怀着孕,忍着悲痛办完丧事,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她是我最敬重的人。
再说父亲。1943年仗打得惨,他们新兵营没怎么训练就上了前线。在日本人炮火下,一整营人几乎都打没了。父亲和两个老乡被压在死人下面,趁夜里日军撒了才逃出来。他们白天躲,晚上走,走了一个多月,又在山洞里藏了三个月,这才回到家。
这一趟死里逃生,让父亲病倒在床五年。直到1949年解放,他才能起床,但还是干不了活。1950年,在荷兰的大伯托同乡带回来五英镑,在那时是一大笔钱,救了我们全家。父亲读过私塾,明白事理,1951年土改时被选为副村长,人大代表和侨联代表,后来还入了党。1958年,大伯本想申请父亲去荷兰,但有人背后诬陷,说父亲是"台上的共产党",大伯是"国民党代表",结果两兄弟闹了矛盾。父亲没办法,只好去了西德。你看,那时候国共之间的斗争,连海外华侨都受影响。
我从小敬佩毛主席,觉得他是带中国胜利的伟大领袖。他说"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求学路上
小时候我调皮,不知道用功读书。小学毕业,数学才考58分,把我姐气哭了。姐姐成绩好,被保送青田中学,老师三次来家里劝,还说免学费,但因为穷,她只读一个多月就回家了。
看我不好好学,姐姐一边讲家里多不容易,一边骂我,把我关在家里复习。才一个星期,我就考上了华侨中学,还当了副班长。物理考第一,数学在全县拿第二,我有了信心,也开始知道自律,觉得人生有希望了。
后来我考上青田中学高中。可没多久,"文革"开始。班里只有两个去北京的名额,我没选上。但我特别想去北京见毛主席。正好那时可以大串联,不让我去,我就自己去!我找了一些同学,先到杭州,待了五天。准备去上海时,有人怕冷回家了,最后只剩三个人到了上海。
第一次住上海大厦那可是五星级宾馆!房间里有电话,软床,我都看傻了。住了三天,我们又去北京。十八岁的年轻人,挤火车两天多才到。第一晚没地方住,我和一个同学只能在广场过夜。零下八摄氏度,穿得少,烤火还发抖。第二天晚上才住进有暖气的礼堂,舒服多了。后来住进煤矿招待所,跟一些东北人同屋,他们习惯光膀子睡,我们很不习惯,还有点尴尬。
在北京参加不少活动,见了世面,收获很大。我们按部队编制排队训练,每天练一小时,就等着毛主席接见。
最激动的是那天深夜11点,突然紧急集合!我们一路跑到天安门。零下十二摄氏度,我没穿棉袄,冻得直哆嗦。我们排在国旗前面,广场上人山人海。第二天上午11点多,广播忽然放《东方红》,周总理拿着《毛主席语录》先走出来,接着,毛主席出现了“毛主席万岁”的喊声震天响。我激动得眼泪直掉。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林彪都在,虽然没看太清,但那一刻,我一辈子忘不了。
回学校后,同学们各奔东西。1968年武斗开始,我回村当了公社宣传队队长,还演过《红灯记》。1970年8月,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各大队推人上公社选,就推了我一个。本以为稳了,可临到招生结束,我被刷下来了有人写信诬告,说我父亲不是党员,是国民党员,人没死,是逃到台湾去了。
我知道后,直接找省招生组组长说明情况。我父亲明明是1969年11月12日在荷兰去世的,中国驻荷使馆开了证明,存在省公安厅。我说:“我们家是清白的!”那时我们全家还沉浸在父亲刚去世的悲痛中。后来组长亲自去公安局查,又打电话问省厅,证实了证明是真的,他对诬告很生气。工作组一致局意我上大学。最后只有美院等几个名额剩下,我被录取到浙江美术学院。
1970年11月12日,是全省大学报到的日子。那天,全家含泪送我去上学因为正好是父亲去世一周年,又悲又喜。
1974年大学毕业,我被分到县文化馆做美术工作,开始培养“画童队”。不少小朋友的画在全国获奖,青田少儿美术出了名。我儿子徐晓冬也从小爱画画,屡屡获奖,作品还被外国友人收藏,上了报纸。
闯荡海外
1984年12月17日,我拿旅游签证到了葡萄牙,是侄子来接的。心里有点不舒服弟弟和弟媳没来。原来他们整天忙着摆地摊,晚上累得不成样子回来,我也就不计较了。第一感觉是,国外不是传说中的天堂,活下去并不容易,甚至挺难。
休息一天后,第三天我就跟着去出摊,帮忙拉箱子。圣诞节生意好,弟弟看我有兴趣,让我也摆个摊。我怕不会说葡语,弟媳说:“写个价钱,会说'谢谢'就行。”我就试了试,赚得还不错。元旦后生意淡了,只能跟他们去赶集。1月8日,去中葡边境赶集,警察拦住我那时候没申根协议,边境对东方人查得严。他要看护照,我没带,只好让弟弟从里斯本送来。葡萄牙人挺友好,警察看我签证是旅游的,就提醒我:“旅游签证不能做生意,你在葡萄牙还有14天,祝你玩得开心。”
这件事让我想了很多:是留下,还是回国?斗争了一个月,我觉得不能再东躲西藏摆地摊,得干点正经事业!
1985年3月,我跟在德国的徐成波,荷兰的尹松艺两位好朋友商量创业。他们支持我的想法,我说只能开餐馆,但没钱。他们同意借钱给我,尽管自己也没多少积蓄,尤其松艺还在打工,没开始创业,也把钱汇来了。这份兄弟情,我一辈子感激。
当月,我们就去葡萄牙南部旅游区找店铺。4月中旬,在阿姆松特贝拉新商业中心看中一个店,我,弟弟和侄子三人合伙,取名“乐园酒楼”。钱大多是借的,一切要省,自己设计,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只有技术活才请人。十几个广告牌都是我自己画,自己立起来的。忙了三个月,终于在旺季前开了业。侄子当大厨,弟弟做二厨,侄媳和弟媳跑堂,另一个侄子管酒吧,我打杂洗碗,再请几个工人徐家第一家餐馆就这么开张了,生意还算不错。不过夏秋旺季好,冬春就淡很多。
1986年8月休息时,两个警察来查证件。当时店里就我一个人,我出示护照,他们要居留证,我没有。营业执照是我侄子和弟弟的名字,他们让我去办签证,同意给我居留。但续签不容易,出境再签证很难。我把护照先后寄到德国,比利时,请朋友帮我申请葡萄牙签证。没想到两国的签证一周内都到了葡萄牙,警察怀疑半个月来回却没有人境章,是不是偷渡?他们叫我去警局,我如实说明,还有信件作证。警察确认是真的,但还是说不能给我居留,建议我自动离开。
没办法,我找葡萄牙老侨领周洪泽帮忙,周先生陪我跑遍移民总局和各分局,答复都一样:不给居留。于是我打听西班牙,听说科尔多瓦还能办,就联系当地朋友确认消息。1986年10月,我从葡萄牙转到西班牙,真正开始创业打拼。那段日子压力大,但我没灰心,始终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严格要求自己。
服务侨团
做侨团工作近40年,回想起来,觉得很荣幸。有机会多次见到国家领导人,听他们教导,鼓励,当面汇报交流,这些我一辈子忘不了。这不只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党和国家对我们海外侨胞的关怀。
不管在人民大会堂,还是在全球侨联大会上,每次上台讲话,都觉得责任重大。我用真心讲侨胞的故事,反映大家的心声,呼吁保护侨胞权益,支持祖国统一。每次听到大家的回应,我都更坚定要为侨胞说话,为祖国出力。
我参加过新中国成立五十,六十,七十周年庆典,抗战胜利七十,八十周年阅兵,还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活动。这些经历让我更清楚:自己在侨胞中有责任,有义务。
我明白,能有这些机会,不光是自己努力,更是因为千万侨胞的支持和信任-是他们把我推上前来的。现在国际形势复杂,我们海外游子更要团结,侨团内部要和谐,一起为祖国繁荣和统一尽一份力。
文字来源丨《松茂华章—徐松华文稿选编》
编辑丨毛露霞 一审丨毛露霞
二审丨鲁 铮 三审丨王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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