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辉成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商品的生产、销售等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协作，极大地推动了各国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升。然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这种理想的经济模式运转出现困难，地区冲突等不安定因素也严重威胁着商品贸易的流通，能源价格波动、商品价格飞涨困扰着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和而不同”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和谐发展与文明延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强调和谐共生的同时也承认差异，允许多样性的存在，这一理念对解决传统GVC(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构建新的全球价值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和”是中国文化思想中一个重要范畴，在《周易》《尚书》《周礼》等经典中都有相关记载。西周末年，太史伯阳父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观点，被认为是对“和而不同”理念的经典表述。这一观点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意为实现了和谐则可以繁衍万物，如果刻意追求相同就不能长久。“和”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处的一种良好状态，是多样性的统一，能够促进新事物的产生；而“同”则是相同事物的简单罗列，没有多样性和变化，也就没有活力和创造力。春秋时期的晏婴，将“和而不同”的理念进一步深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将“和而不同”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在孔子看来，君子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又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独立见解，不盲从。而小人则习惯于迎合别人的心理和言论，表面上与他人保持一致，但却不是真心对别人好。也可以说，君子不把与自己见解相同作为友好的标准，而小人则强求他人与自己保持一致。在中国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都以“和而不同”为座右铭，作为自己心中的信念和坚持的原则。这也成为中国文化包容性的象征，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和而不同”的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倡导各国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价值链的良性运转。GVC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载体，深刻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GVC通过将生产环节分散到全球最具比较优势的地区，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发展中国家通过嵌入GVC，可获得技术溢出和管理经验。中国在参与GVC过程中，从最初的“世界工厂”逐步向高端制造转型，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技术能力显著提升。GVC将各国经济紧密绑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种相互依存的经济发展关系客观上抑制了单边主义，促进了世界多边合作。GVC的复杂性导致链条循环容易受到冲击，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供应链中断，使汽车、半导体等行业遭受重创，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了GVC的分化。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及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加剧贸易战风险，导致市场预期全球贸易量将萎缩。这种“脱钩断链”趋势不仅提高了成本，还削弱了GVC的效率。GVC的竞争逻辑导致利益分配不均，跨国公司主导高附加值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多集中于低利润的加工制造。数字技术虽提升了GVC的效率，但也带来了新挑战。数据流动规则的差异增加了合规成本，数字平台的垄断地位重塑了价值链权力结构。GVC的扩张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碳排放，对全球环境形成了严重威胁，绿色转型刻不容缓。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是解决GVC所面临诸多困境的最佳选择。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主张共享、协调、开放、包容，这是“和而不同”哲学理念对GVC理论的革命性贡献。“一带一路”建设尝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是对GVC创造性发展。“一带一路”把中国的“机遇”与世界的“机遇”互通，是开放包容的合作渠道，不是排他性的“小圈子”。“和而不同”思想的真谛是“忠恕之道”，即严格要求自己、宽容对待他人。对一些国家和地区，不管以前干过什么，只要他们真心合作，我们都热忱欢迎，绝不会把“一带一路”作为地缘政治工具。历经十几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发展前景越来越好，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为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树立了典范。中国智慧并不是输出模式，而是提供一种思想理念——以包容取代排斥、以合作取代对抗。从“一带一路”的驼铃古道到数字时代的云端互联，中国正通过实践证明全球发展新模式的核心在于尊重各国自主发展权，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繁荣。这一智慧，既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也回应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共同向往。(作者系河池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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